1.螢火之森我仔仔細細看了兩遍，我覺得這部作品是近10年以來從動畫制作水平上，日本出現的最差的一部獨立的劇場動畫作品。 有人可能會問：“那么爛你為什么看兩遍？你是一個喜歡自虐，看片就是為了罵的無聊屌絲？”肯定不是，原因很簡單，為了素材。我是一個業余的寫手，在工作...

2.我最喜歡的一位單口相聲表演者叫Russell Peters，他是加拿大第二代印度移民，專長于種族笑話，又善模仿各種族裔的口音，不管是中國人、印度人還是意大利人，他都能找到突出特色予以模仿夸張，在逗得觀眾哈哈大笑之余留下悠遠回味，一邊佩服他觀察細致入微，一邊咂摸各個種族的...

3.滑鐵盧戰役發生在1815年6月18日，這場戰斗成為了歐洲歷史上重要的一幕。在這場戰役中，由拿破侖（羅德·斯泰格爾RodSteiger飾）率領的法國軍隊，與由惠靈頓公爵（克里斯托弗·普盧默ChristopherPlummer飾）指揮的聯盟軍展開了激烈的對抗。事前的連綿降雨給戰場增添了額外的艱難，使得士兵們面臨寒冷和潮濕的環境。然而，這場大雨也間接挽救了一些士兵的生命，并為后來的戰事埋下了鋪墊。拿破侖當時對自己的軍隊和惠靈頓領導的聯盟軍抱有自信和輕視的態度。他認為惠靈頓不會在滑鐵盧山脊上進行頑強抵抗，預期自己的一次進攻能夠迅速擊敗對手。然而，事實卻是惠靈頓及其盟友展現出了出色的戰術和組織能力，頑強地抵抗了法國軍隊的進攻。戰役開始時，法軍確實成功擊敗了英國的先鋒部隊，但這并未削弱聯盟軍的整體實力。隨著聯軍逐漸接近法軍，后者的士氣開始下降，內部也發生了混亂和騷動。最終，法軍在這場激烈的一日戰斗中被聯盟軍徹底擊敗，這場戰斗成為了歷史上著名的滑鐵盧戰役，標志著拿破侖帝國的覆滅和歐洲秩序的重構。

4.故事發生於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紐約，《千禧年降臨》的第一幕介紹了中心人物路易·愛恩森（LouisIronson）。他是一名猶太人，與同性戀愛人普萊爾·沃爾特（PriorWalter）住在一起。但普萊爾後來發現自己患有艾滋病，社會在當時對此病仍然知之甚少，路易無法承受住巨大的壓力便拋棄了對方搬了出去。與此同時，在城市中另一方，也有一位名為喬·皮特（JoePitt）的共和黨律師。他是一位摩門教徒，同時也在盡力壓制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劇中，臭名昭著的麥卡錫主義者羅依·康（RoyCohn）為他提供了一份十分有前途的工作，而喬并沒有立刻接受，因為他擔心自己服用安定上癮的妻子哈珀（Harper）。隨著劇情發展，普萊爾發現經常有鬼魂和天使來拜訪他，還被這些人稱為先知；喬在自己的宗教信仰和性取向的矛盾中痛苦掙扎；路易十分後悔拋棄了愛人，時刻受到良心的折磨；喬的媽媽漢娜（Hannah）得知兒子是同性戀後搬到紐約，要照顧兒媳；而羅依·康本人也是一位同志，因為艾滋病住進了醫院，負責護理他的護士是一位名為伯利茲（Belize）的黑人同志，他是普萊爾的好友，原來從事過女裝表演；最后，原來冷戰時期因為羅依·康的幕後操縱而被美國司法處以極刑的共產黨人艾瑟爾·羅森堡（EthelRosenberg）也化為鬼魂來報復他。全劇充滿了黑色幽默與悲劇色彩，對白極為出色，在一些需要特殊效果襯托的地方展現出很濃的戲劇風格。大多數演員都一人分飾幾角，比如扮演普萊爾的護士的演員，也同時扮演美國天使。劇中對圣經和美國政治、經濟、文化、種族、環境現象有非常多的引用，也有發生在南極和天堂的戲份，也涉及了舊金山的大地震與紐約中央公園中的畢士大（Bethesda）天使像。很多觀眾與評論家都認為此劇是美國近年來最有影響力的戲劇之一。

5.戚小光扛著攝像機，原本是要拍一個“很主旋律”的題材，一個有愛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當跟著這個女人左轉右轉進了一條胡同，順著黑洞洞的樓梯上二樓，推開那扇鐵門，他整個人驚呆了。人！全是人！20多個女人，像沙丁魚一樣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床就像偷工減料的木匠隨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磚頭、鐵桶墊著。一個挨著一個的鋪，鋪上一條條打著補丁、抹布一樣分不清底色的床單。外墻上貼著“上門打針”、“見證收款”、“高價收藥”、“招聘”等花花綠綠的廣告，其中一張A4紙寫著：住宿24小時：2元。2元，這就是人頭攢動的原因。機器就那么靜靜地轉著，戚小光突然“心里洶涌澎湃”，盡管處在同一座城市里，這卻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這個吉林省吉林市電視臺的記者，對農民工忙碌的場面一點兒也不陌生。他有時候也會想：夜幕降臨時，他們像螞蟻一樣消失了，消失在哪里？這一次，他找到了“螞蟻穴”，他決心拍這個“消失的故事”。這一拍就是5年。搭檔們一個個離開了，只有他堅持下來。到最后，他都數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反正一分鐘不歇，電視至少能播上一個月”。紀錄片的名字很簡單，取自這家旅館陽臺，蜘蛛網般的電線掩映下，一個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廣告牌——女子宿舍。“哭！哭當啥用，白扯！”張燕秒拖拉著3歲大的小芳找到這個半米高的廣告牌時，是14年前一個冬天的上午，母女倆第一次進城的時候。14年后這個盛夏的午后，她們仍然住在這里。床還是那張床，連床板上墊的海綿、紙殼子都沒變過，唯一不同的是，45歲的張燕秒兩個月前腿壞了，再爬不了上鋪，小芳已經17歲，不再跟媽媽擠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張床上，也要單花一份錢。張燕秒第一次坐在這間宿舍時，跟人哭訴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兩個月的女兒，草房土地被占，日子過得“像腌漬的爛白菜”一樣。14年來，幾乎每來一個新人，都會坐床頭哭訴一番，哭訴的理由無外乎離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順……就像一個單項或多項選擇題。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著床板，不耐煩地呵斥：“哭！哭當啥用，白扯！”當這些眼淚順著老婦人皺巴巴的臉、少婦花樣的臉，甚至孩子光滑的臉，滑落時，戚小光從沒有給過特寫，甚至哭得太兇的鏡頭，他會刪掉，因為“眼淚只是她們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日子稍長些，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說這是“難民營”，說這里是“常駐大使館”，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這里的女人藏龍臥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蓋樓，下地是能“修地球”。這里寸土寸金。躺下時，真正屬于她們的空間也就比一個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時，屬于她們的空間不及她們的一雙鞋子大。行李壓在各自枕頭下，因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個月支付10元。這里只有一個水龍頭，每天流出吸管般細細的自來水，女人們用它解渴、吃藥、洗頭、沖澡——哪怕在零下30攝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熱水化開的感冒沖劑。錢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個收錢時，有的從餐巾紙里掏出兩個鋼崩兒，有的解開褲子從內褲的口袋里掏錢，有的從隨身的礦泉水瓶里扯出兩張一元的紙票。沒有人會“闊氣”地拍出一個月的住宿費。她們會像“候鳥”一樣離開，一旦找到提供住處的打工地，她們就會搬家。等工地的活兒結束了，她們又會回到這里，尋找下一個打工地。這里就像驛站，像她們生活半徑輻射開去的那個圓心。一年又一年，周而復始。宿舍樓下就是勞動力廣場。嚴格地說，這不是廣場，而是4條胡同構成的十字路口。這里距離繁華并不是太遠，具體來說，距離火車站步行5分鐘，距離長途汽車站步行4分鐘，距離吉林市醫院500米。胡同里有朝鮮小吃，有賣90元一斤人參的老店，有叫“桃姐”之類的數不清的職業中介。天晴時，胡同里擺滿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機專欄、保姆專欄、出國打工專欄。把鏡頭往后拉，再往后拉，這個亮著4盞燈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沒在這個上世紀80年代初建成的7層老樓里，湮沒在這普通的巷道里，湮沒在這400多萬人口、滿語意思是“松花江邊的城池”的吉林市里。“盡是些笨手笨腳的婦人，太老了！”相比這個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給張燕秒們的住處要“敞亮得多”。到黑龍江種稻子時，她們就住在田旁邊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見滿天星星。在鄉下養豬，就自己在豬圈旁壘房子，“要多大有多大”。10月一下雪，女人們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廳刷碗，穿兩雙襪子套大膠鞋，站在到處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來錢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樣篩沙子、搗灰、搬磚，一天賺70元。可這活兒，女人大多“吃不消”。整個漫長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著雪快些融化，春天來了，地里就熱騰了。春天，她們可以住到農戶家撿木耳，撿完這家撿那家，“掃蕩整個村莊”。一天干14個小時，賺上50元。夏天，她們可以坐票價7．50元的長途汽車，去一個叫烏喇街的地方剪毛蔥。在農戶家里剪，一毛錢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說，女子宿舍同去的6個女人都選擇了多賺這兩分錢。她們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頭。等到黎明來臨時，剪刀的“咔嚓”聲已經在田地回響了。等到三天后，她們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錢。如果手腳夠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錯的選擇。一群人一字排開，邊走邊掰。在望不到頭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她們最最喜歡的還是在城里發廣告，一天能賺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帶領大家去水泥廠種樹，一天賺了95元，創了最高紀錄。可再也沒第二次了，人家說：“盡是些笨手笨腳的婦人，太老了！”戚小光不拍這些宏大的“勞動場面”，因為這些大家都看得見。他更愿意守在那個逼仄的宿舍，等人回來。人回來了，沒活兒干，也不打緊，到樓下站著。勞動力廣場上，人們天然地分出區域來。男人站在馬路的一邊，女人站另一邊，穿著皮鞋、開著小轎車的雇主就穿行在馬路中間，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圍上去，討價還價，報價低的搶了報價高的單，就會發生拳頭之爭。這是幾乎每天發生的事兒。冬天，雪花飛舞，找活兒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懸掛在手小臂處，凍得直跺腳。戚小光就踱在這人群里，等他把機器從大衣懷里掏出來時，有人攔著鏡頭喊：“拍什么拍，電影都是假的，只有戰爭片是真的。”張燕秒腿沒疼之前，一直比較搶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兒干。她關節粗大，看上去一身蠻力。而她同屋，對角線床上的68歲的宋淑文，就遠沒有這么幸運了。她站在馬路旁兩個多月了，沒有一個雇主跟她搭話，“她太老了”。盡管出門前，她穿上了帶花邊的干凈褲子，還用撿來的鉛筆畫了眉，用撿來的雪花膏，把臉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說她只有“59歲”。她有個秘密，連同住了十年的張燕秒也沒告訴。一個月來，她的左眼疼得厲害，最初瞇一晚還能好些，現在針扎一樣疼，幾乎什么都看不見了，她滴了快10瓶眼藥水了，也沒見好。“現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來越黑了！”她嘆著氣，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淚水，還是藥水。因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勻，左臉黑一塊白一塊，她給空礦泉水瓶灌水時，對不準口兒，灑了一地。她不敢告訴任何人眼睛的事兒，她怕消息傳到樓下的市場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東西。但宋淑文始終躲著他的鏡頭，她拒絕“照相”，她說：“出來打工10年了，人都以為我發了大財，見笑呀！”“我要走得遠遠的，再也不回這里，我恨這里”鏡頭里一閃而過的，多半是那些皮膚皺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婦人的臉，唯獨當轉向皮膚緊繃、眉目清秀的小芳時，鏡頭停留了兩秒，整個畫面一下子生動、鮮活起來。17歲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時代幾乎都跟這宿舍脫不了干系。14年里，她間或離開過女子宿舍。媽媽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過農戶家、住過橋洞、住過火車站。7歲那年，她被送到了鄉下的小姨家讀書，可二年級上學期一結束，因為家里沒錢，她就被迫退學了。她的學歷是“1．5”年級，盡管她很喜歡學校，她還記得班主任是個扎著馬尾辮、愛穿米色西服、很有氣質的女老師。最近，她離開了女子宿舍，走時，她跟媽媽說：“我要走得遠遠的，再也不回這里，我恨這里。”可她走得一點兒也不遠，她打工的餐廳距離這個宿舍不過七八分鐘的車程。她喜歡那家提供住處的餐廳，盡管床只是餐廳的幾把椅子拼湊起來的，可那里能上網，能看電視，能聽客人談“世界杯”，她喜歡那里“飄著油煙味的自由的空氣”。這些，戚小光的鏡頭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沒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釋，他只打算靜靜地用鏡頭“打量”這個孩子。鏡頭里，她總是把媽媽甩后頭老遠，跟媽媽吵架，一副厭惡女子宿舍、不喜歡媽媽的樣子。媽媽說，小芳長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遠越好，“一心只想賺大錢”。這個13歲就開始打工的姑娘，認為“自由價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處”，她寧可工錢少點兒。她一心想離開女子宿舍，她說這里的人都為下頓飯活著，她們眼里只有“錢！錢！錢！”。她討厭勞動力廣場，她說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在這條街里，她處處顯出些許優越性。這張少女的臉只需在樓下的勞動力廣場晃晃，不出10分鐘，就能找到活兒。當然，湊上來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懷好意，介紹亂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確實上過當。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熱鬧的。旁邊的男子宿舍不斷有人過來跟她嘮嗑，請她吃飯，給她買“五六塊一斤的超大號蘋果”，夸她“有著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個36歲的中年男人，求愛不得，寫下血書：芳芳：你好，多保重！21點09分。當鏡頭里，血淋淋的血書在上鋪展開，小芳從上鋪跳下來，快速消失掉時，整個畫面一下子快“窒息了”。小芳從來就不認為自己屬于這里。天一亮，她就出門，她一分鐘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飄著鵝毛大雪，她踩著雪在空曠的街上游蕩。她去過附近幾乎所有的網吧，她玩飛車游戲，飆車時緊張得哇哇大叫，上QQ，認識了幾個“很遠很遠的朋友”。她像畫畫一樣，學會了寫26個英文字母。在她眼里，網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純潔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網上游戲，“那會讓自己在現實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話題材的電影，人瞬間能成為“富人”，能獲得很多種“武器”，能有無窮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見鐘情，她討厭看韓國偶像劇，“太假太假了”。她愛玩網上一種結婚術的游戲，新人在一個叫巴島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環海，開滿桃花，“美極了”。她伸出涂著綠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狀，比畫著兩個方向，“知道嗎，我跟媽媽是兩種人，我們走的是兩種路，她屬于那個宿舍，我不是！”可瞬間，這個幻想著穿婚紗的姑娘就又墮入冰冷的現實。她餓了，她必須回到女子宿舍，跟媽媽一起吃飯。“沒辦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馬路”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孫二娘”是個舉足輕重的大人物。盡管她摳門得厲害，為了省電，她8點半就嚷著熄宿舍燈。她的口頭禪是：“拿錢來！”手機充電一次五毛，洗衣機轉一次兩塊。冬天樓下市場上的人凍得受不了，來屋子暖和一會兒，她伸手要“一元錢”。她像守財奴一樣，四處撿舊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時間，在宿舍開一次展銷會，三塊五塊賣給住客……可很多人還是喜歡這個離了婚的潑辣女人，她常帶領女人們一起打當日的短工，干活兒時，她把力氣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邊，照應著，回到宿舍坐床頭給大伙兒分錢。女人們常常為爭水、搶馬桶、丟了鏡子這類小事爭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樣，主持公道，平衡中間的關系。她的目的是“讓所有的住客留下來”。這段時間，上面查身份證很嚴，屋里的一個精神病人沒有身份證，被老板娘趕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馬路邊，老板娘又把她“撿回來”。“沒辦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馬路。”老板娘說。老板娘看得很清楚，這個宿舍的絕大部分女人是沒有出路的，她們被親人拋棄、無房無地、年老色衰、沒有技能、沒有社會保障，有的出現精神問題，她們僅剩的是，日漸稀薄的力氣。她早就想好了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給救助站打電話，給110打電話。可14年來，許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電話。一個又病又老的婦人，從宿舍下樓，坐在勞動力廣場的馬路牙子上，等活兒干，等著等著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讓警察帶走了她。她的床鋪，連床單都沒有換，很快又住進了新客人。5年間，有幾個老弱病殘的女人出現在戚小光的鏡頭里，可一兩次后，再也沒出現過。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許她們有人不在了。”戚小光聲調悠長地說。眼睛越來越差的宋淑文也想過死。她甚至想好了要買很多很多的安眠藥，跟老板娘告別后，到外面找一個角落“永遠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樓下馬路邊等活兒等不到，這個想法越來越強烈時，一個路過的年輕小伙遞給她兩個菜包子，她一下子覺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晚上，女人們也會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過時很久的老歌，有人會像《二人轉》里一樣轉手絹，在狹小的過道跳交際舞。她們為“毛澤東時代到底好不好”的話題爭論一個晚上。她們自嘲“腳下的布鞋，與開奧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樣，養腳”。她們希望“像趙本山一樣，嘮嘮嗑也能賺錢”。她們也說女人間的私房話，宿舍有姐弟戀，大家會笑她“武則天，老有魅力了”。拍著拍著，女人們在笑，鏡頭后的戚小光卻鼻子發酸，他覺得，這群“我們認為沒有希望的女人”，堅強地活著，“太了不起了”。讓他最動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們“顯擺”的樣子。有人對吃的挑三揀四，嫌棄這個不好吃、那個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錢買的手機說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來散一圈煙，裝著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電話、接電話，很忙碌的樣子。“這是她們捍衛尊嚴的表現。”戚小光說，“就像你我一樣。”“紀錄片他媽的真殘酷”宿舍里還住著兩位不用付房費的成員——一只被稱作“企鵝”的鴨子，一只愛吃火腿腸叫“笑瞇瞇”的黑貓。在這個沒有電視、沒有收音機的世界，它們成了住戶們的精神支柱。鴨子的主人穿3元錢一件的衣服，卻花10多元錢買了一個包，把鴨子裝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時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鴨子吃一口。有人來串門，說“燉了鴨子吧”。這個女人大聲說：“還是先把我燉了！”不過，戚小光的鏡頭里很少有這樣的“花絮”畫面。他的鏡頭似乎總是在等待更殘酷、更真實的東西出現。終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攝，屋里的兩個女人打起來了，越打越厲害，等他過去阻攔時，已經來不及：一個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個人的腹部，瞬間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來，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醫院，這個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醫藥費。那一夜，他身心疲憊，內心充滿了自責，慚愧，“如果我不為了鏡頭，早點跳出來，也許那女人不會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紀錄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紀錄片真他媽的殘酷，我他媽的廢了！”鏡頭捕捉了這場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卻比流血更痛”，這不全是鏡頭能捕捉的。宿舍住著一些無事可做的女人，她們從不打工，她們對著過道里拿透明膠粘著的一面大大的破鏡子，濃妝艷抹，她們只想在樓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個有錢的“飯票”男人，嫁掉。這個狹小的宿舍充滿競爭，年輕女人給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塊西瓜，年老者就會認為年輕人要搶走她的“老頭”，一通大罵。有的年老女人幾個月沒吃一口菜了，卻舍得去溫州人開的美容院，花50元文兩道黑黑的彎月眉。他們眼里，這里沒有愛情，“柴米夫妻，沒柴沒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們會住到陽臺那個每天7元的“夫妻間”。說到底，“夫妻間”就是一個布簾子隔開的雙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兒的《上海的愛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艱苦奮斗史》，和幾本武俠小說。打開戚小光的錄影帶，就能看到一個男人對著鏡頭說：“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喔！那多像我的母親、姐妹、外婆、姨媽！”張燕秒還記得自己第一次面對戚小光的機器，抱著腦袋四處逃的樣子。后來，她一邊手撕燒雞，拿啤酒瓶子喝酒，一邊對著鏡頭流淚，說自己的新年心愿。老板娘也常說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資助她，改造這個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換掉，墻要刷上那種淡淡的蘋果綠，地上鋪上光滑的瓷磚，養上幾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她抱怨生意遠不如以前了。1996年，這個靠擺煙攤討生計的離婚女人在勞動力廣場開了第一家旅館，第一晚只來了2個人，第二晚上6個，第三晚上10個。10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擱床板睡，起夜上個廁所回來都沒地方了。那時農村苦，出來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兩毛一斤，豬肉2元多一斤，賤得厲害！”最近幾年，農村好過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開了20多家旅館，一樓好門面的都改造成了“時尚旅館”，帶電視機的一天30元，帶電腦的40元。這讓她“腹背受敵”。起初，看著戚小光的機器總在她宿舍晃來晃去，她也抱怨“整這玩意兒干啥，不如給大伙兒找活兒干”，時間久了，她和張燕秒一樣，對著鏡頭，就像對著老友的眼睛。她們坐在床頭，說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給女兒的嫁妝只能是“充充話費”。新年那天，還有人在鏡頭里說了“新年快樂”！5年來，戚小光在這個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攝氏度，為了拍她們出門打工前忙碌的場面，他把5斤重的機器揣在大衣里，5點鐘坐最早一班公交車，穿過松花江來宿舍拍片。這些女人對著鏡頭伸懶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褲帶看錢，刷牙，涂口紅……他請這里的人吃飯，給小芳生活費，幫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這個宿舍；他給生病的人買藥、看病；兒子高考出成績的那天，他還在女子宿舍忙活……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給老板娘錢，讓她做一大桌子菜給大家過年。盡管他很清楚，他“干預”了鏡頭，這是拍紀錄片的禁忌，但他沒辦法只拍她們吃饅頭就咸菜的場面：“那畫面太殘酷了。”隨著戚小光的紀錄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變化。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邊租房子，又開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價格，則提到每天3元。如今，老板娘決心用一生所有的積蓄把宿舍買下來，“要把宿舍開到自己80歲”。旁人說，這個精明的商人賭的不是房價，而是賭這群人不管怎樣，也走不出這里。幾乎每個人離開這里時，都信誓旦旦地說“再也不回這個‘豬圈’了”，可不用多久，她們中的絕大多